中医药学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不断吸收当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发展、丰富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完美地进行结合，形成了具有顽强内在逻辑的医学思想体系，成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立的医学科学，而傲立于各种世界医学体系之中。

纵观中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医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和飞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术空前的繁荣，这为新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二是疾病谱系的改变，这决定了理论体系的变革与治疗方法的创新 。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创新经历了以下五个重要阶段，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概括为“一个源头、三次繁荣，两大发展”。中医学理论渊源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其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框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医理论体系。时至东汉，为了应对猖獗的伤寒病，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中医理论首次突破性的发展由此产生。

金元时期，人才辈出，很多著作问世，诸多学说蜂起，是中医学术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明代中叶及清代，温热疫邪流行，新的传染性热病不断出现，病种已与伤寒迥异，需要产生新的理论与辨证治疗方法，于是，叶天士、吴鞠通等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这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另一创新性发展。及至现代，中医学术繁荣又到了鼎盛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政策大力支持下，中医药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医药人才。在党的号召和鼓励下， “西学中”也成为一种风尚，为壮大中医队伍，放大中医优势，为全球健康提供“中国处方”作出了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得益于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大批高级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学术氛围空前活跃。其次，中医临床发展蓬勃，基本上全国每个县市都建立了中医院，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良好的临床疗效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第三，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古老的中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以此用于中医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析中医的本质和内涵。在这一时期，证候的实质、经络的实质等相关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稳态理论、黑箱理论和信息控制理论等各种新理论应运而生，中医药研究展呈现出了多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多学科、多极化、多层面的研究与碰撞犹如江河澎湃，暗流涌动，新的中医理论呼之欲出 。

然而，由于中医学也存在各种缺憾，像简单朴素的诊治方法，繁琐的中药加工和方剂剂型，相对落后的给药途径，手术方法缺如等，在与现代医学并存时，人们都下意识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中医落伍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渐渐地，中医主流医学的位置被西医学所代替，退却到了从属地位。

但是，当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去审视中医时，却发现了中医的先进性与超前性，而且正处在医学新理念的交汇点上。于是，我们重新思考，中医是什么？2010 年，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说：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明确指出了中医学涵盖文化和科学两方面的特征。可以说，中医学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完美结合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

把目光转向西方，再度审视现代医学时，惊奇地发现：西方医学观念亦透过不同民族文化的分光镜产生了差异；西方医学模式正从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到“环境—社会—心理—生理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西方医学思想开始注重疾病亚型诊断与个体化治疗的辨“证”施治思想；西方医学验证方法开始转向循证医学以人为本的系统方法等等。这些现代医学最前沿、最先进的思想与理论，竟与中医学固有的思想与理论产生了如此优美的吻合！

当然，单凭吻合与相似并不能发展中医，中医必须按照其固有的发展轨迹进行自我发展，也就是说，中医学必须以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发展的基础，以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展的核心，以疾病谱系改变作为发展的导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依据，以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行独自发展。中医学发展的历程明确昭示我们：天变、地变、人变、病变，则必然导致治疗方法与理论的创新。运气不同，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代有疾呼，代有变革，中医才代有发展 。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致病因素由过去的六淫、疠气为主转向环境污染、精神因素、不良生活习惯等新的致病因素为主。疾病谱系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 — 急性生物性传染性疾病持续下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率迅速增加。即以生物（病毒、细菌、寄生虫等）为动因，以人为宿主所引起的疾病大量减少。不论是以媒介传染的疾病，如疟疾、鼠疫、丝虫病、血吸虫病等，还是以非媒介传染的疾病，如结核病和麻疹（通过空气）、霍乱和痢疾（通过水）、伤寒（通过食物）等，发病率都在迅速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疾病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已被控制  。1900 年，美国的主要致死病因是肺炎、流感、结核病、腹泻、肠炎，而现在这类疾病均退居次要地位。根据中国居民 2002 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以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 ，营养过剩型疾病的致死率已经大于营养不良型疾病。疾病谱系的改变要求医学进行相应变革。对这一新的问题，中医理论也处在危急、困惑之中。许多名医贤哲都在苦苦思索，中医将如何发展，中医理论将如何适应新的疾病谱系？困惑带来挑战，危急带来机遇，新的中医辨证体系和治疗方法亦必将在这危急与困惑中孕育、成形并应运而生。

在中医临床工作中，在面对当今病症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如何与时俱进，把我们的辨治与当今疾病谱系变化协调一致，如何继承创新，以中医理论来发展中医，这是目前广大中医工作者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医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必须所在，也正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今致病因素的变化，我们构建了血浊理论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辨证论治方法，希翼适应新的疾病谱系变化，对中医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