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之解：

  非常多的学者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角度主要包括思想、文化、哲学和科学本身，答案中很重要的两点是科学哲学思想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留学日本时担任孙中山秘书，留学美国时创办了中国科学社。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务。

爱因斯坦的看法：

  在爱因斯坦看来，近代科学的诞生，依赖于两大基础，即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如《几何原本》中的演绎逻辑），和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以实验寻求因果）。这两大基础是“令人惊奇”的伟大成就；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这两大基础，是正常现象，“用不着惊奇”。

1953年4月23日，爱因斯坦在给J.S.斯威策的回信中，谈了自己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是用不着惊奇的。”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发明了欧式几何，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 

  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名言“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使人们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

  伽利略时代，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

  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