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学说之哲学思想源流考

脑病科三病区  张彬

古代各民族对于世界起源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古印度有地、水、火、风，名曰“四大”，古希腊将水、火、土、气四种物质看作世界万物的四种原质。五行概念起源于中国古代民间常识，人们将木、火、土、金、水看作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

1.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771年）之际的原始“五行”说

史书记载《尚书·洪范》是商朝遗贤箕子回答周武王问王道大政的论说。“洪范九畴”是他治国安邦的九条根本法则，“五行”是其中的首要一项。《尚书·洪范》言及五行，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里所说的水、火、木、金、土，既是人们生活必不可缺的五种物质性的东西，又是自然界常见的具体物质形态，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这是人们在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的想象和性质进行观察并反复比较、分析而得出的唯物主义的朴素认识。此时，学说较为简单朴素，是原始的“五行”说，它并未明确提出“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始基这一概念。但它已从无限多样性的物质世界中归纳出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最常见的具体的物质形态，并把它看成是一个相互有关的有机整体，这就为五行是宇宙万物的始基这一概念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而且它认为人们只有遵循“五行”的特性去行事才能成功，这就赋予“五行”对自然和社会的普遍性意义，表明《洪范》原始五行说，虽然其概念是朴素的，粗糙的，尚未经过加工升华抽象了的，却已蕴含有哲学思维的萌芽。但此时这一观念并未被智识阶级重视。

2.西周末的早期“五行”思想

西周末年，随着王室衰微，社会动乱加剧，商周以来维护贵族特权利益的宗教信仰和神权思想也发生动摇。受时代影响，中国西周末期思想家周太史史伯在同郑桓公谈论濒临灭亡的政局时，提出“五行”元素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就涉及到了世界起源问题。史伯用抽象的哲学命题阐明了“物”和“五行”的关系，把具有固定形态的五种元素——水、火、木、金、土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这样就使“五行”作为哲学范畴而获得了完整意义。史伯提出的另一个创见是在理论上提出了“和”与“同”这两个对立的哲学范畴，用以概括事物矛盾对立面的统一现象。“同”是简单的同一，“和”则意味着两种对立面之统一，或是集多种事物的对立面以得一个新的统一。史伯强调“和”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则不能创造。每一物都是对立面之合一，而金木水火土是最基本的相互对立之物。在两个对立物中，每一个对立物是另一个对立物的“他”，一事物吸收“他”的成分，才能获得生成和发展。这就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观点。如果只有同一种元素“以同裨同”，便要“同则不继”。这是早期的五行学说中以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解释事物的雏形。史伯的这一“五行”元素说不但更重要的是用来解释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希望借此学说挽救濒亡的西周朝廷。但是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同原始“五行”说一样，史伯的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有力的冲击了天命神权思想。但是应当看到，虽然能以极为朴素的“土”（“地”）为基础的“五行”物质元素说来说明万物的生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其局限恰恰就在于其局限于“地”的有形态的范畴。

3.阴阳家邹衍与“五德终始”说

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齐国人，是先秦阴阳家的后期代表人物与领军人物。他创造性地使用类推的方法，从小物推至无垠，从今世推至古代，恰如《艺文志》中说：“推其极则无不至”，并利用民间知识、信仰，加之自己的想象力，便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土-木-金-火-水”五德终始系统：“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后，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此时的土、木、金、火、水已并非指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对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同时侧重强调五行之间的相克关系：木能胜土，金能胜木，火能胜金，水能胜火，土能胜水。而所谓“行”者，运行之义也。故而，除了朴素的唯物观外，五行还包含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便是恒动的观念。

邹衍试图用五种物质元素相生、相胜的关系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和阶段性，从自然推至社会，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转移的。邹衍提出，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他提出五德终始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警戒有国者的淫侈及其对于天子之位的希冀，这是邹衍历史哲学所在。但后来却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统治百姓的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怪圈。如“五德终始”说被秦国利用，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帝国提供意识形态。《吕氏春秋·应同篇》明确提出“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推行终始五德之学说至极为重要地位。将周朝比作土德，将秦朝比作水德，以此比喻秦代替周的顺理成章。《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也记载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甚至将黄河改名为“德水”，以喻水德之始。及至汉代，五德终始更深入人心。甚至此说于公元6～8世纪间传入日本。日本天皇利用“五德终始”说的天命皇权、正统承继思想，集权皇室，统御万民，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完善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典章制度。

“五德终始”说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同五行变化合在一起，牵强比附，混淆了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别，最终走向唯心主义。并且由于五德的终始都先见于祥瑞，把“天人感应”引入“五德终始”说，被继承者歪曲理解与利用，造出种种禁忌，从实际上承认了君权神授，失去学说原来政制变法的本意，学说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

4. 引入中医领域的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阴阳学说引入医学的时间比较早，而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时间要晚一些。早在《左传·昭公元年》，秦国名医医和给晋平公看病时，就谈到“阴淫寒疾，阳淫热疾”。而且把“阴阳风雨晦明”视为致病之六淫。而马王堆出土的十四种简帛医书，已有涉及阴阳之篇章，却未见涉及五行者。可见，真正系统地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医学的，就现有的文献资料而言，当首推《黄帝内经》。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父母，生杀之本始”。

五行学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把人体脏腑结构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互有联系的，而不是互相割裂的孤立器官。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关系还被用来阐述人体各个组织器官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述人体脏腑组织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用于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比如，将肝、目、筋、泪、魂等均归属于木这一行。认为这些脏腑组织等均具有类似木的升发条达，喜疏畅、恶抑郁的的特性。故而，一旦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出现障碍，就采取疏畅气机的治法，采用能入肝经之药物进行治疗。

自从五行学说被引入中医领域后，其内涵被进一步扩展延伸，成为中医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科学阐释人体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与阴阳学说一样被历代医家所采用、诠释并发扬，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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